通胀 大宗商品涨价（大宗商品涨价引发全球通胀预期升温）

介绍

5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对确保大宗商品供应和价格稳定作出部署。这是5月份以来国家常委会第二次关注物价过快上涨问题。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每两周举办一次青年论坛研讨会，讨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和政策应对。

与会专家多数认为，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疫情造成的供需周期性错配，这种错配不可持续。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已达到阶段性峰值，政策层面无需反应过度。由于国内总需求尚未完全恢复，通胀预期保持稳定，PPI对CPI传导效率不高，短期通胀压力可控。

虽然现阶段通胀压力相对可控，但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因素可能会加大长期通胀中枢。首先，过去十年全球原材料生产投资下降，供给相对有限，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易涨难跌。其次，发达国家央行对通胀的容忍度提高。未来，即使发达国家通胀率大幅超过3%，发达国家央行也未必会做出及时、有力的政策反应。第三，低碳转型意味着碳价格将体现在更多商品价格中。

在政策建议方面，与会专家认为，货币当局需要重新思考对通胀的容忍度，考虑设定中长期通胀目标。要重视汇率在调整国内外需求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允许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升值。政府应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变化，主要通过加强前期政策沟通来管理通胀预期。

2020年11月3日，船舶靠泊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煤炭码头装货（无人机照片）。新华社照片。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供需阶段性错配以及近期通胀压力得到控制。

2021年以来，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与会专家多数认为，疫情造成的供需阶段性错配是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从需求层面看，发达国家大宗商品消费需求快速恢复和我国投资需求是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疫情过后，中国生产快速恢复，发达国家大宗商品消费快速恢复，共同带动中国出口大幅增长和制造业投资增加。国内方面，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恢复最快。国内外需求复苏带动原材料需求快速增加、价格上涨。

供给方面，疫情影响了部分原材料生产国和全球供应链，使得大宗商品价格对需求变化更加敏感。疫情直接影响了巴西、智利等金属矿石出口国的产能。国内方面，钢铁、煤炭、有色等去产能政策引导，引发市场供给收缩预期。这将增加生产商和贸易商的库存需求，与价格上涨产生共鸣，加速商品价格上涨。

此外，与会专家还指出，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虽然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在国内总需求尚未完全恢复、通胀预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原材料价格向下游传导的效率并不高。近五年来，PPI对CPI的传导效率明显减弱，通胀预期保持稳定，表明PPI的快速上涨并未通过预期机制传导至下游工业和居民部门。因此，现阶段通胀压力相对可控。只要通胀预期没有明显上升，货币政策就不必做出反应。

三大因素或将推高长期通胀中枢

与会专家指出，虽然短期内通胀压力相对可控，但三因素可能推高长期通胀中枢。

首先，过去十年全球原材料生产投资不断下降，供给相对有限，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易涨难跌。 2012年以后，主要大宗商品生产投资持续下降，部分大宗商品供给侧寡头垄断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当供给相对有限时，价格对需求变化会更加敏感，同等幅度的需求增加会导致更多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寡头垄断的特征导致价格对供给的调节作用失效，即价格上涨很难带来供给的增加。其结果是大宗商品价格易涨难跌。

二是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增强。过去几年，发达国家央行对通胀预期的容忍度普遍提高，日本央行、欧洲央行都将刺激通胀作为主要货币政策目标。这也体现在美联储疫情后重述通胀目标上。未来，即使发达国家通胀率大幅超过3%，发达国家央行也未必会做出及时、有力的政策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全球通胀可能会上升。

第三，低碳转型意味着碳价格将体现在更多商品价格中。实现低碳转型，必须明确碳排放成本，碳排放企业必须承担实际的社会成本。这意味着碳价格的影响将体现在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尤其是高碳商品的价格反映将更加明显。如果这部分成本增加不能相对顺利地传导到终端，下游行业的利润将间接承担这部分成本压力，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行的。如果这部分成本能够传导，意味着碳价格将体现在更多的商品价格中。

应更加关注应对中长期通胀中心上移带来的挑战

多数与会专家认为，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大多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已经阶段性见顶，政策层面无需过度反应。应更加注重应对中长期通胀重心上移带来的挑战，具体如下：

一是客观看待市场价格波动，提高价格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虽然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增加下游成本，但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会鼓励下游需求方通过技术投资节省相关原材料的使用，或者通过成本机制淘汰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实现供需再平衡的原材料。因此，应客观看待市场价格波动，重点是（一）提高期货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程度；（二）提高金融部门的监管效率；（三）消除限制自由进入和市场化的制度。企业和劳动力退出等因素进入市场，让价格更好地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二是重新审视中长期通胀目标设定。原材料生产长期投资不足以及欧美货币政策框架转变意味着中长期全球通胀中心可能系统性上升。同时，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碳价格将体现在更多的商品上，这也会对长期通胀中心产生一定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通胀目标，货币当局可能无法很好地应对未来国内外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因此，应综合考虑对通胀的承受能力，重新审视中长期通胀目标的设定。

三是在市场化定价机制下允许人民币一定程度升值，汇率对调节国内外需求结构发挥重要作用。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口，但也会刺激进口，实际上起到了促进内需、减少外需的作用。反之，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虽然可能有利于保持我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进口和内需，不利于建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和内需的循环。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因此，允许人民币在市场机制下一定程度升值，有利于调整当前内需与外需失衡的状况。

四是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变化。一旦通胀预期快速上升，政府应加强政策沟通。过往历史表明，通胀预期是PPI大幅传导CPI的重要机制。如果当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最终推高通胀预期，相关政府部门应尽快干预。要注重管理通胀预期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是提高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沟通效率，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直接用政策手段干预市场。

五是适度提高部分领域商品供给弹性，减少供给侧行政干预。当供应受到限制时，大宗商品价格往往会上涨而不是下跌，除非短期需求大幅下降。同时，铜、铝等许多大宗商品既是高碳产品，也是绿色投资的关键原材料。通过行政手段直接限制此类商品的生产，可以取得短期的碳减排效果，但也会抬高此类商品的价格，增加绿色投资的成本，可能不利于我国碳中和的实现。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