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是哪一年-（民国元年是哪一年公元哪一年）

杨枣

庄秋水

主题：民国元年想象中的民国

时间：2022年2月12日14:30

地点：永和书亭

嘉宾：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庄秋水媒体人、纪录片制作人

主办：后浪出版社、永和书亭

要判断一个事件对历史的影响，不能仅仅依靠后来的概括史书。

杨早：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110年前的今天，清政府宣布退位，从那天起，中华民国真正开始了。

庄秋水：我之前恰巧写过一篇长文，题为《中华帝制的末日》，以2月12日为起点，讲了整个帝制前后是如何垮台的。那么我先做一下介绍。

大家都刚刚庆祝完新年。我们庆祝的一年现在称为春节，公历的元旦是1月1日。事实上，中国之前并没有公历方法。我的印象是，1911年“武昌起义”后，摄政王载沣辞职。他辞职后的同一天，清政府颁布命令，允许人们剪辫，改用公历。在此之前，人们对这一日期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例如，革命党同盟会主张用黄帝来纪念年份；还有人主张用孔子来纪念年，从孔子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众所周知，中国讲“定正说”，非常重视历法，因为它代表着从天而降的法制。公历于1912年正式实行，但很多人并不接受。当时有一幅对联特别有名。好像是在长沙的兔兔寺里。第一联叫“男女权利平等，男人对男人说话有道理，女人对女人说话也有道理”。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大力推动1月1日庆祝太阳年，但当天却挂了国旗。政府宣布，人们仍然要庆祝我们当前的农历新年，即春节。

整个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新陈代谢的过程。但1912年2月12日左右，许多事情即将发生改变。引起最大反应的是1912年3月的第——号总统令“剪辫令”，该令要求该命令到达当地后必须在20天内执行。我记得梁启超说过，他的厨师辫子被剪掉后，哭得很伤心。满人入关时，叫“留发不留头”。现在你必须剪掉你的辫子。这实际上是一件大事。有些事情一令可以强制执行，但有些事情却可能一百年都不能停。这些在杨藻师兄的《原周记》一书中都有提及。

杨早：不管是书本还是其他什么，我都不太愿意用那些大的概念来统领一切。因为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就可以推断，即使我们属于同一个国家，每个人的关注点仍然有很大不同，每个人的观点也不同。回想起来，110年前，每个人都在思考同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或震撼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后来的概括性史书，因为任何史书都会掩盖一些东西，突出一些东西。

使用公历，中国开始进入近代

杨早：现在历史书上讲到民国元年和1911年辛亥革命，肯定会强调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但从民国元年来看，某些事件对某些群体的影响可能比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还要大。比如上海县的城门就没有关闭。这件事对上海影响很大。因为在清朝末年，一旦夜里关闭城门，就无法返回上海县城，只能住在租界里。所以第四大道另一边的妓院有一个词叫“结甘铺”，意思就是不想呆在妓院里，但就是回不去，因为城门关着，所以我在这里住了一晚。“干铺”是指在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情的情况下停留一晚。但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干店”，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么说的。如今城门关闭，所有人都失去了这个借口。这会对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产生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超过皇帝的退位。

那么在当时的帝制民国时期，对所有中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事情有哪些呢？一是时间，我们的时间观念发生了变化。现在你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新旧历的转换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你想一想，就别说端午节、过年这样的节日了。就说以前的商家习惯在端午节、中秋节、新年这三个日子结账。通常情况下，基本上都是赊账。——这是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就像我们现在用“.”一样。每逢节日，商人都会上门客气地说：“如果你有闲钱，可以再借给我一些吗？”他是债主，但他想说“请借给我一些”。这是当时的商业惯例。

现在时间变了，商户是应该在新历8月15日还是旧历8月15日索取账户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民国时期实行了——财政年度的制度，这个财政年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使用新日历还是旧日历？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接轨？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将对整个国家的财政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时间的改变不仅仅是过不了旧历年那么简单。

庄秋水：从广义上讲，公历年份为什么要改到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与世界联系。包括晚清出使海外的使节，他们都无法与其他人的时代联系起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于是从上海海关开始，近代就引入了新的时间概念。年代的变化似乎给人一种“时间已经开始”的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

杨早：我们学历史的时候，看到书上写的任何一个日期，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农历还是阳历？尤其是清末民初，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就得根据上下文来判断，相当麻烦。

关于公历的使用，民国前后基本达成共识。就连清廷也愿意使用公历，尽管反对者也不少。而我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岁月的呢？清朝仍须称宣统三年；如果用章太炎的说法，则是黄帝四千六百九十九年；如果用康有为的话，就是“孔子诞辰2489年”。最后，在……的坚持下，各省代表团投票决定采用公历，定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时间就是这样变化的。时间对当时的人们影响很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在《原周记》里写的，武昌那些公务员偷偷在新历5月5日放假，后来被别人查处。农历五月初五还有一天休息，每年过两次端午节。

三百年来，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自由

杨早：第二个大家关心的就是身体，就是刚才提到的剪辫子问题。剪辫子看似没有那么复杂，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别注重礼仪和象征意义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在座的各位，现在还是正月，有谁去理发了吗？有人有敢理发的叔叔吗？你可能不在乎，但你叔叔在乎。

庄秋水：在北方，人们很讲究正月不能理发。如果他们理发，他们的叔叔就会死。

阳早：我前两天去理发了。预约很容易。我预约了所有以前预约不到的厨师。礼仪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比如，回家过年。看来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不过，一旦真的要“就地过年”，很多人还是会感到非常的歉意，因为回老家过年是一种强大的影响力。民俗风情。头发也是如此。最初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它被剪了又剪。两百多年过去了，变成叫我砍我都不愿意了。

庄秋水：清朝入关后，在江南地区引起了巨大的反抗。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多尔衮下达的命令。当时很多江南贵族都无法接受这件事。——我可以投降，但你不能要求我剃光头。

杨早：有几个县已经投降清朝了，但是听说要剃光头就不投降了。所以，身体对一个人的选择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但我最近一直在谈论另一个事实。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看。从200多年前清军入关时的“发而不发”，到1912年的——号剪辫令，其实这个命令并没有那么严格。杭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杭州下令农历新年前剃光所有头发。于是，像鲁迅小说《风浪》里的旗津那样的农民，再也不敢进城了。如果他们去城里，就会剪头发，这在农村是可以的。如果他们不进城，会有什么后果？杭州人无菜无肉吃。杭州所有的垃圾都运不出去，粪便也运不出去。结束了。在这种胁迫下，军政府不得不改口说：“好吧，我们把剪发令推迟到年后吧。”——这说明剪辫令的执行不再那么严格了。这个过程意味着什么？说明这三百年来，我们的发型依然走在自由的路上，而且会越来越自由。

但实际上中间会有重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走在成都街头时，裤子就会被剪掉。如果有人的裤子太宽了，他们就会直接上去剪掉，而且伤口会很深，让那些女孩束手无策，走在街上。一边哭。

庄秋水：谁理发的？

杨早：就是一群愤愤不平的人，觉得你的行为有损市容，所以要剪掉。很多女孩只能用手帕扎起来，赶紧回家换裤子。就在这时，发生了这样的笑话。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三百年里，我们的发型，包括我们身体的处理，都在朝着自由的方向转变。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染发，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挑染。目前我们仍在取得进展。身体问题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它们与我们处理自己身体的能力和信心有关。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才彻底废除缠足习俗。

杨早：但是民国元年有一件事是无法扭转的，那就是缠足。这是否意味着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改变自己的身体？

庄秋水：其实早在1904年或者哪一年，慈禧太后就已经下令废除这个了。

羊枣：满族人不裹脚，满族人也不裹脚。

庄秋水：他们入关的时候是反对缠足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无法阻止。就像后来我要求理发却剪不掉一样，我承认——我们满族不裹脚，但是你们汉人要裹脚就看你们了。

杨早：当时缠足也可以作为民族气节的象征。有句话叫“男人投降，女人不投降”。即男子不得已穿清朝服装，扎辫子；女装不变，缠足不变——汉族女子自残，原来是件好事。有趣的。

庄秋水：后来国民政府通过政府行政命令，彻底清除了整个社会落后、落后、愚昧的象征。直到20世纪30年代，缠足的习俗才在中国社会被彻底消除。可见，很多真正涉及人们社会生活、身体方面的事情，其实是最顽固的。

自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缠足就被认为是非常残忍的行为，是整个社会愚昧的象征。传教士走上层路线，找到李鸿章等高官做说服工作。他们还在社会上办杂志，到处宣传“中国妇女裹小脚，不接受教育，这些都是中国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直到后来康有为等人才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改变这一点，我们在国际上就无法翻身，我们的名声也太坏了。

康有为和维新派组织了房祖会、天祖会等，但你想这有多难。为什么女性会选择以这种方式残害自己的身体？因为从社会角度来说，不裹小脚就嫁不出去，或者嫁不进好人家。所以后来“房祖会”就有了规矩：“我们的孩子就应该在这个圈子内通婚，我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这样就没有婚姻的后顾之忧，才可以自信大胆””。缠足花了几十年、近一百年才被彻底消灭。

1912年，宋教仁、蔡元培组织社会改革会议，共提出36条文章。现在看这36条，其中涉及到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比如不再纳妾、结婚自由、离婚自由、再婚自由；还有一些小方面，比如在家不打骂仆人，包括不再磕头。用作弓或鞠躬代替磕头。从后来民法《婚姻法》规定的各个方面，到我们人际交往中一些礼仪的微小变化，都是一整套的东西。那时。但这些要真正改变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有些东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废除。

如今，我们可以自由地设计发型，自由地穿衣，但在理念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阳早：你注意到一个特点了吗？清末最初提倡反对缠足的人都是男性。女性后来加入。

庄秋水：女人不愿意这样做。后来实行放手的做法后，有些妇女因为不肯放手而想自杀。他们想：“我还是个女人吗？”

杨早：而且这些人提倡缠足的理由现在看来很奇怪。——并不是说缠足损害了女性的身体，构成了对女性的压迫，而是意味着中国有一半的人失去了劳动和行走的能力。能力。

庄秋水：还有一个说法是“种子强则国家强”。人们认为缠足会影响血液循环和优质乳汁的分泌，不利于下一代的培养。

杨早：所以，重要的是，女人被束缚之后，首先她不能成为一个劳动者，其次她不能成为一个好母亲。你是否注意到，缠足的出发点是妇女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民族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是反对缠足的。

为什么民国时期会出现这种思想呢？1911年底，上海成立女子北伐队，号召妇女参加北伐。但南北统一后，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和其他几个小党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宣布了一个规定，说我们不接受妇女……妇女没有投票权。这件事闹得特别大，因为当时沈培珍、唐群英等老联盟成员都勃然大怒。他们上去给了宋教仁一巴掌。其实，这并不是宋教仁的主意。他们已经在南京与唐群英等人争论过为什么妇女没有选举权。中华民国成立后，并没有达成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协议。

庄秋水：我们刚提倡的时候，宣传是这样的，说你加入我们革命，以后就有选举权，女人就有各种权利。

杨早：那这不是“用人向前看，不用人向后看”吗？所以在民国时期，女性并不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却是一个潜在的、甚至是全球性的话题。如果你仔细看报纸，你会发现英国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为了引起全社会对女性的关注，英国的中产阶级女性不惜走上街头砸碎商店橱窗、暴力破坏公共建筑，并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起大家的关注。

庄秋水：对，就是争取投票权。

杨早：我们还没有谈当选的问题，但是选举权就得这么激烈地争取。所以中国和西方在这件事上是呼应的。1912年，妇女们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庄秋水：全世界女性同步，相当于第二波女性觉醒。在英国，女性终于在1918年有了投票权，但她们设定的年龄是33,35,430岁及以上。女性到了30岁，可能会被认为是成熟或有知识的。

杨早：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男性战死沙场，需要女性到工厂工作来填补空缺。这种情况加速了妇女选举权的获得。

1912年似乎很遥远，距今已经110年了。但看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解决了吗？我感觉我们还在路上，还在一步步前行。我们现在确实可以有免费的发型、免费的衣服，但从理念上来说，我们能不能自觉地展现出我们为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这样的努力能否体现在实践中呢？我和秋水都非常重视教育。我们怎样才能用教育来改变中国下一代的观念，而不是仅仅传授知识，让下一代观念不变。

纵观历史，“恒”比“变”更有用

庄秋水：1912年3月5日，当时的《泰晤士报》对新旧之间的急剧变化进行了总结。其曰：“共和国成立，专制政权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清朝灭亡；大总统成立，皇帝灭亡；新内阁成立，旧内阁被摧毁；新官被设立，旧官制被摧毁；新教育被设立，旧教育被摧毁；枪炮被设立，弓箭被摧毁；新制服被设立，新制服被摧毁。羽毛冠补，制服毁；理发升，辫子毁；爱国帽，太阳升起，瓜皮帽消失；天足升起，细脚消失；阳历升起时，农历消失；俯则昌，跪则毁……”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新陈代谢》，我觉得是一篇特别有趣的史料。

感觉好像一夜之间新旧变化，但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早就在改变了。例如，1912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教科书”。事实上，这套书是自科举废除、新学制实行以来编撰的。其编辑理念第一篇文章说，“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的人格，一切都要以儿童的视角为出发点”。这与传统教科书有很大不同。以前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小学读物是《三十万万》——、《三字文》、《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都得是记住了。虽然有历史等通识教育的元素，还有一些植物学、动物学的知识，但总体来说离孩子的天性还是比较远的。

后来到了19世纪末，一些新事物逐渐进来，在西方教育体系的影响下，开始编写教科书。这是一个过程，包括将《三字经》改编成《时事三字经》，将五大洲、东西半球等传统读本中没有的地理知识纳入到这个体系中，包括西方历史。从教育制度和教科书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以来社会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杨早：商务印书馆《教材》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时事反应非常快。——四月份发生了一件大事。到八、九月份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它就已经被纳入了教科书。这是整整两节课的内容。这是怎么回事？泰坦尼克号沉没。速度快到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对于1912年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仅要向孩子们传授知识，还要以教科书作为传播启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重塑中华民国的理念。

庄秋水：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丰子恺编写的开明书店语文教材完全是白话文。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教科书的编写。

杨早：是的。我觉得课本是我们研究民族心态、民族知识、民族常识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一生的知识都是从课本中获得的。像《启蒙语文讲义》这样的书，本来编的并不是为了中小学使用，而是为了每天上班的“社畜”自学，是为了上班的店员或者工人自学。没有接受太多正统教育。的。因此，它也被编写得特别实用和灵活。它实际上教会人们如何写文章、如何使用文字、如何写信，这些对于塑造一个民族的心理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因素。相反，它比教育部发行的教材影响力更大，现已成为经典。

所以，这也是我抄袭《申申》来构造《原周记》的原因。作为历史作家，我们都知道写“变化”比较容易。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无论是1911年辛亥革命还是“庚子事件”，都留下了太多的信息，大家都喜欢看到这种“变化”。”一种感觉。更难写的是“常态”，也就是日常生活。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出版后会引起知识界的巨大震动？原因是什么？就是这本书写的是无事生非的一年，——1587，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工作机制。

因此，写“常”比写“变”更难，“常”不如“变”漂亮，但从历史的整体考虑，“常”比“变”更有用。当事情发生变化时，我们并不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复辟、革命、改朝换代，一切破碎，重新开始。但到了1912年，问题出现了：我们如何重新设计这个社会？我们如何重新开始我们的日常生活？由此，每个人对民国、民国的看法也不同。

组织/羽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