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人民广场的面积（天安人民广场面积440000平方米）
原标题：天安人民广场的面积（天安人民广场面积440000平方米）
导读：
口述/陶宗震编/王帆天安门广场是中国人设计的还是苏联人设计的？人民大会堂是谁设计的？目睹此事的陶宗振老师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毛主席决定天安门广场的大小天安门前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很早就提上了日程。1957年，在阿塞夫等北京首都规划局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北京建筑设计院建筑师张波、周志良起草了10余份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没有最终定稿。我的分析是规划方案一直没有最终
口述/陶宗震编/王帆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人设计的还是苏联人设计的？人民大会堂是谁设计的？目睹此事的陶宗振老师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毛主席决定天安门广场的大小
天安门前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很早就提上了日程。1957年，在阿塞夫等北京首都规划局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北京建筑设计院建筑师张波、周志良起草了10余份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没有最终定稿。我的分析是规划方案一直没有最终确定。关键在于广场的建设内容的不确定性，所以当时谁做出来的，也有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商定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在北京修建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纪念性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家建委城建局原局长万里在长安大剧院作“国庆工程”设计征集工作动员报告。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等建筑……因此，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与建筑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的规划设计已经生效。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调到了北京市规划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整个“国庆工程”和广场规划，受到周恩来总理、齐彦明副秘书长等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北京市委刘韧、万里的直接督导首都规划委员会委员、市规划管理设计院童正由冯培志、李正官、沈波等具体领导负责实施。广场规划设计和“国庆工程”申报方案汇总后，向上的汇报和向下的领导批示均由市规划技术室主任赵东日负责处理总绘图室副主任沉琪。
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按照中央、市、局等领导的要求，划定广场红线；我负责广场红线范围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人行道、照明灯具等的布局、布置和设计。规划设计的任务是沉琪直接交给我的。她解释：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广场深度800多米。人民代表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之间的红线为180米。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尺寸是毛主席决定的。因此，广场的规划几经变更，但红线却从未动过。红线范围内总面积超过40公顷。
有一天，童正带来了正在检阅节日的军官辛夷。辛毅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需要无轨无线；其次，考虑路面能承受60吨坦克的行驶；第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板”，以便聚集。
根据上述要求，西单至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以及穿越天安门广场的有轨电车轨道将被拆除，今后将不再有无轨电车。长安街没有架空线。原来的架空线路移入地下。于是，北京第一条地下管廊被规划建设。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些要求背后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为了保证飞机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在长安街起降，满足战备需要。
“中国兄弟真是强者”
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板”要求，周围建筑物的高度不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物，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沉闷，而且同时，广场的坚硬地面会造成“热岛效应”会严重。所以，我在规划设计方案的时候，就尽量让平坦的部分尽可能的小。以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面向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道路内侧为平坦的广场，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使得平坦的宽度超过300米，加上路面和纪念碑两侧。加上扩建后的180米宽的长安街。路线南侧，中心广场占地约14公顷。
在两侧的建筑物周围，我设计了一条70-80米宽的绿化带，以缓解广场空间过于空旷和单调的情况，并将几个绿地连接起来，通过城市中心将它们连接起来。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广场的概念完全不同。因此，在天安门广场的最终规划设计中，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而且没有相关影响力。而且，来华的苏联建筑专家在1958年之前就已全部撤出。1959年春，苏联建筑师代表团访华。第一个援华的前苏联中央建设工程部顾问木心也随团前来。当时，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正在建设中。木心询问了相关规划设计情况，我向苏联建筑师介绍了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
当我介绍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是莫斯科红场5公顷的八倍时，木心站起来对参观代表团的苏联建筑师说：“啊！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8倍。”次！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一个坚强的人……”随后，在场的所有人都热烈鼓掌。
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
毕竟，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建筑必须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更大的区域内。因此，天安门广场的总体规划设计必须考虑广场两侧建筑物的布局及其对广场观赏效果的影响。
原总体规划将广场两侧的建筑分别设置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两座建筑在人民纪念碑的东西两侧相对。英雄。这四座建筑的性质和内容各不相同。它们是独立的并且占据同一区域。每块土地面积为150米220米，相当于3.3公顷。
四栋建筑的土地面积按比例绘制在广场的平面图上。它东西长，南北窄。宽的一面面向长安街，窄的一面面向广场。这种分布在广场南部留下了大片空地。人民大会堂和5000人宴会厅挤在一个区域，让人感觉很局促，但整体布局却很宽松。南方有更多没有内容的空间。
鉴于此，我提出了六块地块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是人民大会堂、5000人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天安门广场西侧是人民大会堂、5000人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东侧是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相当于把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成两栋楼，增加一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两侧各三栋楼。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和市政府秘书长贾兴武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听取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情况汇报。我提出了在纪念碑两侧各建三栋建筑的设想，并主张将建筑与传统的“千步长廊”或“阁楼长廊”连接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营造出更加壮观的气势。此话一出，贾兴武插话道：“国家大剧院不能面对人民大会堂，必须把广场拿出来……”
万里和贾兴武听完汇报后不久，童正通知我：国家大剧院将搬出天安门广场，搬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广场东侧的规划内容决定了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将“合二为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三合一”。他还告诉我，新的安排主要是为了“突出政治”。
“国内外皆为我所用”
近一个月过去了，十余家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交的方案已通过七轮评选，但仍因没有理想的设计而难以定稿。广场总体规划的最终完成，必须取决于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的最终确定。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无法最终确定的情况持续下去，十周年庆典项目将难以如期完成。因此，周恩来在国庆前夕作出批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外，动员年轻同志参与“国庆工程”重大工程的设计。
当时，我没有听到任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规划的具体建筑形式提出任何优先意见，但领导人的一些原则性指示和零星讨论影响了我们对设计形式的选择。确实非常有启发性。例如，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时，曾说过“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所用”。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要被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所束缚。这些指示启发我突破传统木结构形式的束缚，从乾隆时期引进的欧洲“西式建筑”范例入手，不拘一格地借鉴适合大雄宝殿性质的表现形式。人们。
我的“五段”概念是想通过体量的整体组合来表达磅礴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来看，“五段式”的设计使得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五个部分中，大殿中部的体量和高度与南北两端的体量形成和谐的主从关系。它虽然借鉴了柱廊等西方古代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蕴藏着正宗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
确保人民大会堂规划面积不被压缩
我参与设计之前的很多方案都严格限制在预定的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所有的方案设计者都觉得自己在这么狭小的范围内做文章。确实不适合全国最高标准的市政厅，但突破7万平方米限制的号召尚未得到官方批准。因此，可以说，在前七轮的方案设计和评选中，设计师们都是带着枷锁跳舞的。
当我在做“五段”规划时，我突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延长到近70米，宽度也相应扩大到210米。我们之所以能这么自由，是因为我们被动员起来参与设计的时候，没有任何限制。另外，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如何把周总理等中央、市委领导的意见、要求、批示结合起来，如何把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与大剧院的建筑性质结合起来。人民大会堂，以及如何采取适当和折衷的方法。艺术意味着……我没有时间去关心我的方案是否被选中，更不用说面积是否超标了。直到方案选定并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后才发现，达17万多平方米，是原规划面积的2.5倍。
原本，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设计的建筑师都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楼。但外交部礼宾司人士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没有回旋余地，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他们必须立即进入房间并按照号码入座。与大钊食堂类似。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于是，周恩来指示增设接待厅，周围设有衣帽间，中间增设大型自动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从一楼抬高到了二楼。
在我的设计方案中，中央大厅雄伟地位于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的交汇处。它位于中间，有非常明确的指导。这是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的性格和周总理的指示。但这也导致了面积的扩大。
由于大大超出了原来的面积限制，童正得知数据后，立即来找我问：“面积太大了，可以压缩一下吗？”
我想了想，说道：“可以压缩一点，但不能压缩太多，主要是按照周总理要求在宴会厅前面留一个‘缓冲区’，增加一个接待厅。因为宴会厅大厅增加了很多面积，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各部分的体积和面积都要相应扩大，以达到两者的对称和平衡，如果面积强行的话，整体布局需要重新考虑。”
童正听完，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如果能压缩的话，就会断裂……”我后来猜到童正的意思是，如果随便压缩的话，计划就不完整了。因此，最终还是暂停国家大剧院、科技馆等项目，以保证人民大会堂规划面积不至于减少。
中央领导尊重设计师意见
设计过程中，放弃了原有的框架和假设，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况进行了合理的改变。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是人民大会堂的平面设计。
周恩来总理曾表达了个人对人民大会堂形状的偏爱，称应将其做成类似马蹄铁的“卵形”。因此，在大多数备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人民大会堂都被设计成接近马蹄形或鸡蛋形的椭圆形。其中，虽然有赵东日和沉奇提出的两个方案，人民大会堂排列方向不同，但都是典型的“椭圆形”造型。
但在对“椭圆形”礼堂进行详细分析时，我发现如果一个能容纳万人的礼堂是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观看距离就会延长到八十、九十米，而里面的人最后一排是要看到主席台，你需要看近100米远的地方。
为了容纳一万人，礼堂必须有多层平台。不过，椭圆形礼堂内的平台并不深。如果再深一些，就会挡住后座的人看不到整个“舞台入口”。不仅容量小，观看距离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楼层数必然会增加，这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缩短观众席的最远观看距离，提供更好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绘图和比较，我觉得把观众席做成扇形是最合适的。最远观看距离可控制在60米以内，且仅需两层楼。深露台。最终，扇形人民大会堂方案获得批准，这也表明中央领导高度尊重建筑师的意见。
我做的人民大会堂全套初步设计交给北京建筑设计院后，时任市建院党委书记李正官打电话给赵东日，让我去承担。将初步设计图纸交给设计院继续进行施工图设计。但赵东日并没有让我参与施工图的设计，理由是“刘仁同志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后来人民大会堂施工图设计指定由张浩、阮志达、姚立生等主持，我又回到了市规划局处室。就这样，我没能成为一名施工图设计员。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有些遗憾。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仅用了10个月，宏伟的人民大会堂就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这座建筑的建造计划是我自己的，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和兴奋。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选定方案的设计者是一位北平和平解放后尚未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站稳脚跟的年轻人。
那是一个不凸显个人、崇尚“无私”、“各尽其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被称为“集体创作”。国家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给予表彰时，设立“先进集体奖”。
我经历了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国庆工程规划设计的全过程，亲身经历了从中央到北京各级领导有多少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为这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建筑不懈努力。因此，我在项目的设计上不署名，一直保持淡定淡然。因为通过这次重大项目的实践，我在知识和能力上都受益匪浅，对我此后所经历的各方面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这是任何其他事情都无法替代的。
